为什么九十年代的相声没落了？
更新时间：2025-09-26 22:26 浏览量：1
作为一个专职up，发文章是没有收益的，为什么不做成评论类视频节目呢？因为我确实没时间，我现在给自己定的目标，就是继续修复一些我觉得值得修复的经典作品（也不会限于曲艺领域），这个强度已经快使我崩溃了，“晒太阳的时间都没有”这句话我常说，但不一定有人能体会。所以我只能偶尔通过文章的形式，跟大家做做交流。
上一篇文章我谈到“九十年代中期我就不看新相声了”，再早也说“媒体不是替罪羊”，还有“是谁害死了相声”等关于相声的话题。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同时代成长起来的普通观众的心里话，并非专业的理论分析，仅供娱乐。
今天我想展开谈谈“为什么九十年代后就不看新相声了”。
“相声”本来就是逗乐的，观众是演员的服务对象，而当时的电视相声，已经沦为了宣传工具，符合节目审查才是目标，观众成了被教育对象，自然引起反感。
而长时间与观众隔绝，也让那一批年轻演员业务水平下降，表现手法直白，只得靠煽情、要掌声来维系，后来只能从形式上下功夫：抱着吉他上台表演相声，找外国人说相声，表演杂耍、扔飞镖的，唱流行歌曲、女性表演相声等等，逐渐走上了一条出洋相的歪路。
这些所谓“创新”尝试，并非源于艺术内在发展的需要，而是功力不济背景下“以噱头代核心”的无奈之举，其结果是对相声艺术尊严的损耗。
一、“伪创新”的根源：轻视艺术规律与观众
某些被奉为“创新”的尝试，实则触及了相声作为一门成熟艺术的底线。
关于女性与外国人表演相声：是艺术规律问题，不是身份问题· 传统相声的行当归属“丑”，演员需通过“自我矮化”或“塑造有缺陷的人物”来制造笑料，这是一种深厚的舞台约定俗成。而女性是“美”的，更适合鼓曲类的表演，放到相声当中，往往面临角色塑造上的天然困境，难以找到既符合艺术规律又不失尊严的表演路径。
· 外国人表演相声，问题核心在于语言功力的绝对欠缺。相声是汉语言艺术的精粹，依赖于声韵、节奏、谐音、歇后语等微妙之处。一个连普通话都未必纯熟的外国人，根本无法驾驭这种精妙。此举看似“促进文化交流”，实则严重低估了观众的语言审美能力，将一门高级的语言艺术降格为猎奇性的才艺展示，这是对艺术本身的不尊重。
关于“穿西装”与舞台形象的异化“穿西装”本身不是原罪，但其象征意义深远。它代表了部分演员急于与“地摊玩意儿”的“旧形象”切割，试图将自己定位为“高台教化”的文艺工作者。这种心态的转变，导致了表演气质的根本变化：从平视观众的“服务者”，变成了俯视观众的“教育者”。当演员不再愿意“出丑”、不再与观众平等交流时，相声那种亲切、泼辣的生活气息便荡然无存。更严重的问题在于，许多形式上的“创新”并非真正的技艺升华，而是粗糙的应付。· 以“抱吉他”为例：关键不在于乐器本身，而在于演员的演奏水平是否达到了专业赏鉴的标准。也就说，你是否起到“露一手”的惊艳效果。如果吉他技巧仅仅是“扫扫和弦”，远未达到能独立成为欣赏对象的程度，那么它的加入非但不是“锦上添花”，反而是“东施效颦”。这暴露了创作者的一种心态：他们认为观众的笑点很低，可以用一点简单的花招轻易调动。这不是创新，这是对观众鉴赏力的蔑视。
· “煽情”与“要掌声”：舞台伦理的失范。在传统相声中，观众的掌声和笑声是演员凭借真本事“挣”来的，是艺术感染力的自然结果。而“煽情”和直接“要掌声”，则是一种舞台权力的滥用。它利用现场气氛和观众的情面，强行索取本不该得的反馈，破坏了演员与观众之间“用作品说话”的公平契约。这不仅是一种技艺上的不自信，更是一种舞台职业道德的失范。
二、结论：尊重艺术，即是尊重观众
九十年代电视相声的诸多乱象，归根结底是艺术本体意识薄弱的表现。当创作者不再潜心钻研“说学逗唱”的内功，转而寻求形式上的捷径时，当评判标准从“观众是否真心发笑”异化为“播出效果是否热闹”时，相声的没落便已成定局。
任何脱离相声艺术本体规律的“创新”，无论包装得多么花哨，都是空中楼阁，看起来天马行空，实则虚无缥缈。唯有敬畏传统、苦练内功、真诚服务观众，相声艺术才能行稳致远。
三、尾声：真空下的替代与小品时代的崛起
对九十年代相声的反思，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：观众对真挚、鲜活、贴近生活的语言幽默的需求，从未消失。当电视相声因背离本体而逐渐僵化，无法满足这一根本需求时，市场与艺术的规律便开始发挥作用，催生新的形态来填补这一真空。
于是我们看到，同处一个时期，同样是依托电视媒体，另一种语言艺术形式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——那就是小品。
以陈佩斯、赵本山为代表的小品艺术家们，其作品之所以能深入人心，恰恰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当时相声所放弃的：扎根生活、塑造真实角色、大胆拥抱乡土。小品的繁荣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正是对电视相声“失职”的一种历史性回应。它再次证明，“真诚”与“生活”永远是喜剧艺术的生命线。
回顾历史，是为了看清未来。也有很多我想说的，但一时忽略或不严谨的，希望大家来补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