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 年代，侯宝林、钱学森参会珍贵合影，侯讲相声逗钱学森开怀大笑

更新时间：2025-09-23 15:53  浏览量：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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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代，一张合影成了日后曲艺界与科技界津津乐道的“跨界名场面”，左边是相声大师侯宝林，右边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钱学森，两人身后是会议室的木质长椅。

钱学森平日里因科研工作繁忙，总是不苟言笑，可那天侯宝林一张嘴，从“科学家搞研究”的日常趣事编起，语言接地气又带着巧劲儿。

愣是让这位严肃的科学家笑得眼角皱起，连手里的文件都暂时放在了一边，这段没被录音、没被录像的“即兴演出”，连同那张合影，成了两个不同领域大师跨界交流的珍贵见证。

可谁能想到，能在钱学森面前用相声打破拘谨的侯宝林，早年竟是个连亲生父母是谁都没搞清楚的苦孩子？

侯宝林总说自己“来路不明”，不是谦虚，是真的不清楚，四岁那年，舅舅把他从老家抱上火车，一路送到北京地安门外的侯家。

从此，他没了原来的姓，成了侯家的孩子，至于亲生父母的模样、老家在哪，全成了日后想起来就模糊的影子。

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，侯家不富裕，他勉强进了二十七小学读书，可只念了三个月就辍学了，不是不爱学，是家里连给学校交的“菜金”都凑不出来。

那时候的北京街头，粥棚是穷人家的“救命站”，侯宝林每天跟着一群半大孩子挤在粥棚里，等着一勺稀薄的粥填肚子，

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，可侯宝林偏偏长了张“能逗乐”的嘴，养父母看他嘴皮子这么灵，心里琢磨“这孩子或许能靠‘说’混口饭”。

经人介绍，他拜了相声名家朱阔泉为师，才算正式入了行，那时候的相声艺人，在天桥、前门这些地方“跑场子”，风吹日晒是常事，赚的钱也不稳定。

侯宝林刚入行没几年，抗日战争就爆发了，那时候的相声，大多是些“荤段子”“俗包袱”，内容没什么营养，加上艺人社会地位低，被人瞧不起，连“下九流”都排不上号。

于是侯宝林开始试着编“爱国段子”，把日军的暴行、百姓的苦难编进相声里，比如《卢沟桥事变》《骂汉奸》，虽然用词直白，却能戳中观众的心思。

每次演完，台下都有掌声，可光有爱国情怀还不够，侯宝林知道，相声要想“登台面”，必须彻底革新，得去掉庸俗的内容，加进“民生”“健康幽默”的东西，让相声既好笑，又有分量。

真正让他看到希望的，是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1942年，《讲话》发表后，“文艺为人民服务”的理念逐渐传开，侯宝林读完后激动得睡不着觉。

从那以后，他更坚定了“革新相声”的想法，开始琢磨怎么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、社会上的不良现象，用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。

比如他编的《婚姻与迷信》，就是讽刺封建包办婚姻、宣扬男女平等的段子，里面有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坑了多少好青年”这样的台词，既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又能让观众在笑完之后琢磨琢磨道理。

那时候没人敢这么编相声，同行劝他“别瞎折腾，小心没人听”，可侯宝林说“老百姓需要这样的相声，我就得说”。

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侯宝林一边跑场子谋生，一边打磨段子，他的技巧越来越成熟，名声也慢慢传开了。

可即便如此，相声的“下九流”标签还是没摘掉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他的人生才迎来真正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1949年夏天，北京曲艺突然接到通知，要选派艺人参加一场“宴请”，侯宝林和搭档郭启儒跟着队伍去了，到了地方才知道，这场宴请的主人，是毛主席。

据北京曲艺团后来的内部档案记载，当时侯宝林在后台见到了彭真同志，才明白台下的观众全是国家级别的领导人。

他心里顿时紧张起来，手都有点抖，原定的节目是一段传统相声，可侯宝林临上场前改了主意，跟郭启儒说“咱们说《婚姻与迷信》吧，这段老百姓爱听，领导人或许也想听”。

上台后，侯宝林越说越放松，说到“封建迷信害死人”那段时，他还即兴加了几句，把当时社会上“包办婚姻”的荒唐事编了进去。

比如“有个老太太给闺女找婆家，不问人品问属相，说‘龙配虎，必受苦’，结果把闺女嫁给了一个瘸子，这不是坑人吗？”

没想到，这话刚说完，台下就传来一阵大笑，毛主席笑得合不拢嘴，还跟身边的人说“这个侯宝林，说得好！他是个‘语言学家’啊”。

“语言学家”这三个字，从毛主席嘴里说出来，分量可不一般，对侯宝林来说，这不仅是对他的认可，更是对相声的“正名”。

以前没人觉得相声艺人“有文化”，可毛主席说他“有文化”，等于给相声贴上了“有内涵”的标签，从那天起，侯宝林和他的相声，正式告别了“下九流”的过去，朝着“大雅之堂”走去。

1949年的那场宴请，成了侯宝林与毛主席缘分的开始，据北京曲艺团档案记载，此后近二十年里，侯宝林成了中南海的“常客”，毛主席经常邀请他去表演，有时候是单独演，有时候是在会议间隙演，目的就是“让大家放松放松”。

侯耀文后来在访谈里回忆过一件事：有一次，侯宝林从中南海回来，门还没关紧，就拿着半瓶茅台跟他说“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毛主席给我倒酒了，整整十七杯，一斤七两，我全喝了！”

后来被侯家当作“传家宝”一样存着，侯宝林没事就拿出来摇摇，跟孩子们讲那天的细节，语气里有得意，也有感慨。

除了喝酒，侯宝林更在意的是给毛主席表演的相声，他知道毛主席爱听“有内容”的段子，所以每次演出前，都会花大量时间准备，提前查时事资料，把最近的政策、百姓的新鲜事编进段子里，确保即兴表演时能“接地气”，

1975年，毛主席病重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有工作人员提议，让侯宝林录几段相声，给毛主席听听，“助助兴，长点精神”，侯宝林接到消息后，立刻开始准备。

他选了十个大段、两个小段，全是毛主席以前爱听的，有《婚姻与迷信》《关公战秦琼》，也有新创的《讲卫生》。

那时候侯宝林已经快六十岁了，精力不如年轻时，可录音频的时候，他一遍又一遍地来，稍微有点不满意就重录。

工作人员劝他“侯先生，差不多就行了”，他却说“这是给毛主席录的，不能有一点马虎”，录完音后，他还特意听了一遍，皱着眉头说“还是有遗憾，有些包袱抖得不够自然”。

这段录音，成了侯宝林晚年唯一完整的声音资料，后来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，可侯宝林很少跟人提这件事。

私下里跟朋友说“其实那些理论也未必有用，能真让毛主席笑一笑，还是得靠老路子的包袱”，他一辈子都在革新相声，可到了最后，还是觉得“让别人笑”才是最根本的。

而这份“让别人笑”的初心，也让他在1970年代的那场会议上，主动给钱学森讲相声，当时钱学森因为科研工作压力大，开会时也总是眉头紧锁。

侯宝林看在眼里，就主动凑过去，说“钱先生，我给您说段小段吧，解解闷”，他编的段子，是关于“科学家搞研究”的。

比如“您搞导弹，我搞相声，咱们都是‘搞创作’，只不过您的创作能保家卫国，我的创作能让人开心”，一句话就把钱学森逗笑了。

从粥棚到中南海，从普通百姓到科学家、领导人，侯宝林的相声，从来都是“连接人心的桥梁”。

那张70年代的合影，后来被收录进《侯宝林艺术年谱》，照片里的侯宝林笑容温和，钱学森神情轻松，两人的互动透着“跨界的和谐”。

有人说“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认可，侯宝林未必能成‘相声之父’”，可换个角度想，如果侯宝林没有过硬的本事，没有革新相声的勇气，没有“让别人笑”的初心，就算有机会见到毛主席，也未必能抓住。

“被看见”很重要，但“能被用”才是关键，支撑他走到那一步的，是他的相声功底，是他的文化素养，是他对艺术的较真。

侯宝林晚年的时候，侯耀文问他“爸，您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？”他说“不是喝了毛主席倒的茅台，也不是进了中南海，是我把相声从街头带到了殿堂，让更多人喜欢上了相声”。

1993年，侯宝林去世，临终前他还说“相声要创新，要为人民服务”，他的一辈子，都没离开“相声”这两个字。

侯宝林留给相声的，是从“下九流”到“艺术”的蜕变，是让幽默跨越身份、跨越领域的力量，真正能让人记住的，从来不是那些“传奇故事”，而是藏在故事背后的，对艺术的坚守与热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