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篇小说《相声演义》：为曲艺艺人群体画像

更新时间：2025-09-06 19:01 浏览量：1

《相声演义》

郭德纲著

作家出版社

艺人群体与文学艺术的深度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“中国故事”，实在是一个极为丰富且诱人的写作课题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作家们从题材、主题到写法的探索与实践从未停歇。单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内，我们便能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家和作品名单：老舍的《鼓书艺人》、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、李碧华的《霸王别姬》、毕飞宇的《青衣》、陈彦的《主角》《装台》、罗怡春的《大京班》、赵冬苓的《北方有佳人》……在这个序列的延长线上，郭德纲的首部长篇小说《相声演义》，是一部讲述艺术故事、塑造艺人群像、表现艺术精神的长篇新作。该书为读者全面认知艺人群体、为业界精研这一文艺命题提供了思考样本。

郭德纲不仅熟悉相声、鼓书、评书等曲艺形式，更在意识、情感和精神上与这些曲艺领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生命关联。如此一来，作为创作主体的郭德纲，与作为书写客体的旧社会艺人及其生活与精神世界，便形成了一种主客互融、情感互构的生命关系。正因为这样，该书才写得真切且到位，尤其在情感表达、生活呈现、命运审视方面，彰显出非凡气象。

该书为20世纪前半叶京津地区民间艺人群体画像，侧重从生存、情感、精神维度上表现他们在历史境遇中的命运遭际和作为，还以此为中心上下勾连、左右铺展，进而揭示与之密切关联的行业史和社会文化史。这种写作理念、文本景观以及由此带来的艺术效果，在知识学与审美层面，都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。正如作者在“后记”中所说：“一本窦天宝，半生郭德纲。”该书首先因塑造了一位曲艺界的传奇人物窦天宝，且窦天宝与郭德纲在身份、性格及形象内涵上有着相当多的重合性而引人关注。现实中的郭德纲曾有三进北京的经历，主持并见证了德云社的崛起，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人情冷暖。小说中的窦天宝起初因父亲（大军阀）被害、大家族坍塌而不幸落魄，继而流落民间，投身艺坛，历经生活的种种锤炼，最终成为名闻京津的相声艺人。由此可见，从现实到小说，二者虽在家庭、出身、时代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，但在成长历程、生命感受、对曲艺的理解等诸多方面有不少相通之处。当然，窦天宝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，其艺术感染力并非源于与作者的关联，而主要来自基于原型与生活基础上的艺术想象与形象建构。

窦天宝是中国当代小说人物画廊中又一典型形象。这主要体现在：从无忧无虑的大军阀家少爷，到沦为败光家资的纨绔子弟，再到流落民间、自谋生计，甚至一度成为乞讨者，这一从大富大贵跌落至泥潭的人生起落，着实让人感喟命运的残酷与无常。从尝试学艺、独自登台演出，到组建戏班、渐有声名，再到成为名扬京城的名角，这一从落魄走向体面、又跻身上层的身份演变，实在让人感慨万分。此外，他早年对金钱的肆意挥霍，与投身艺坛后对权贵的蔑视与强硬对抗；他与大俊、十二红、九岁红、小白蛇等人的感情纠葛，对剧班成员的关爱与包容，以“以德报怨”的方式对待并化解来自同行的嫉妒与破坏……读来皆动人心弦。整部小说的故事围绕窦天宝这一核心人物展开，他的从艺经历与人生作为，也恰好对“何谓相声，相声何为”的曲艺本真作出了生动诠释。

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、表现异彩纷呈的性格特征、展现斑驳丰盈的人性图谱，无疑是该书的一大特色。小说中先后出场的人物有几十个，除主人公窦天宝外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几位女性角色。她们的形象与性格各不相同，极具个性。比如，大俊的“野”、十二红的“情”、九岁红的“爱”、小白蛇的“痴”、罗月的“欲”、花九宝的“贪”，个个让人难忘；梁大元的“玩”、小笔的“坏”、左大年的“闹”、窝囊的“忠”、刘敬元的“私”、杨全志与齐连光的“妒”，也都堪称独特的“这一个”。

该书的艺术形式同样颇具特色。其一，整部作品由正文与尾声构成：正文共三十章，每章以二字格式命名，且章前配有一首小诗，章名与小诗分别对本章的内容、情节等进行概括。尾声通过交代主人公与十二红后代的相遇，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，营造出半虚半实的效果。其二，无论是单章叙述还是整体故事推进，都始终注重对故事框架与情节模式的精心设计。语言层面则以通俗白话为主，尤其擅长通过人物对话塑造人物形象。其中，纯正的北方方言，特别是歇后语的运用，常能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。这种打破相声与小说语言边界的创作实践，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显得独特且富有韵味。其三，正文融入了大量传统经典戏曲片段，尽管每一段戏曲故事或片段的引入，在叙事功能上各有侧重，但整体而言，均与小说中人物的活动轨迹及命运走向形成了互文关系。